本文转自：金陵晚报
岁杨苡口述百年人生——
有她在南京的文化星空就一直亮着
□金陵晚报/紫金山新闻记者王峰
度过岁生日之后，杨苡及其在北京西路的寓所，总是格外引人注意。有人称她是南京文坛的老祖母，有她在，南京的文化星空就一直亮着。今年，杨苡生了一场病，最后硬是挺了过来，并在不久前度过了自己岁生日。近日，杨苡又推出个人口述自传。她说：“人的一生不知要遇到多少人与事，到了我这个岁数，经历过*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种种，我虽是个平凡的人，却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可念，许许多多的事想说。”
首创﹃呼啸山庄﹄译名
用杨苡自己的话说，活着就是胜利。在年岁之外，杨苡也足以成为传奇。
年，杨苡出生于天津一个大家族，祖辈有四位在晚清时考上翰林；父亲杨毓璋曾任天津中国银行首任行长；哥哥杨宪益是著名翻译家；姐姐杨敏如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姐夫罗沛霖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她的先生赵瑞蕻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外国文学专家，也是中国翻译《红与黑》的第一人；杨苡本人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她翻译的《呼啸山庄》是最流行的中译本之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呼啸山庄”的译名，即由杨苡首创，并沿用至今，已然成为中国文学记忆中的瑰宝。
不久前，杨苡在扛过一场大病之后迎来了自己的岁生日。中国作协主席、中国文联主席铁凝和中国作协*组书记、副主席张宏森亲笔签名致信，向她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热烈的祝贺。信中称她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是首创“呼啸山庄”这一译名并使该译本成为经典的重要翻译家，是兼及诗歌、散文、儿童文学创作的勤勉写作者。
小客厅大人生构筑南京文学另一方星空
从年到现在，杨苡一直以南大教授赵瑞蕻的“家属”身份住在北京西路的寓所。小院里总是花木扶疏，房间虽然显得狭小、老旧，但里面的家具摆设隔段时间就会变个样。重新组合、分类最频繁的是书，搬进搬出、搬上搬下，每一种排列都有一定的说法。隔着50多年的光阴，杨苡那小小的客厅始终连接着昨天、今天和明天，它以文学、记忆和坦诚构筑起南京文学的另一方星空。
作家冯亦同已年逾八旬，但他在每年元旦，都会手捧鲜花去看望杨苡。在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杨苡教他们英语，冯亦同当时还担任英语课代表。用冯亦同的话说，这是一个“80后”的祝福，新年的第一天充满了朝气，在他这个年龄还有老师可以拜访，感觉非常幸福。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苗怀明与杨苡比邻而居整整二十年，经常有人去看望杨苡，却错走到他家。苗怀明对杨苡顽强的意志力充满了钦佩之情，他说，老人家不久前生了一场病，最后还真硬挺了过来。
《开卷》执行主编子聪介绍说，他与杨苡先生交往较多，每年都会去她那里闲聊一二十次。逢上向杨苡约稿时，他也是一副很笃定的样子，他从不会催稿，但会留意是否有可能会接到杨苡的电话，在这个电话里，杨苡要么会说写了几句，让他去她家取，要么则是对着电话将她写好的念给子聪听，并问他这样写是否可以。
无论是在南京还是全中国，像杨苡这样年纪、阅历的文化老人，早已屈指可数。这也使得她位于北京西路的寓所门前，总有慕名而来的身影。杨苡接受新鲜事物非常快，比如她会用
以倾听抵抗遗忘口述百年人生
以倾听抵抗遗忘口述百年人生
记者在采访杨苡时发现，最初跟人说话时，杨苡会有一定的小心和谨慎，但在相熟后，会很快露出诚挚的笑容来，甚至还会开玩笑，说大家都喜欢来看她，就像看耍猴的，显得非常健谈。正如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所说，每次去看望杨苡先生，都能感受到她的安静，同时也能感受到她的冲击。她能够安安静静地激励别人、鼓舞别人。因为探望杨苡，来访者耽于聊天，有时就会过了饭点，不少人毫不客气地留下尝过被杨苡称为“助理”的小陈包的水饺。南京大学教授余斌即是其中经常出入杨苡家客厅的一位。
据余斌介绍，他第一次登门，是给杨苡送书，同事唐建清告诉他，杨苡先生知道他写了本《张爱玲传》，想借一本看看。唐建清正是赵瑞蕻的弟子。杨苡和余斌，一个很健谈，一个对旧人旧事很感兴趣。那一次登门，余斌在杨苡家的小客厅坐了两个钟头。余斌说：“我原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别希望与研究对象之间能有不隔的状态，杨先生谈她与巴金、沈从文、穆旦、萧乾、吴宓等人的亲身接触，即使是无关宏旨的细枝末节，又或旁逸斜出完全不相干的，我也觉得是一个时代整体氛围的一部分。往小里说，掌故逸事，或是已经消逝了的时代日常生活的情形，也让我觉得有趣。”
从此，余斌就成了杨苡先生家中常客，在那个十来平方米的小客厅里，一场以倾听抵抗遗忘、以细节还原真实的谈话持续了20余年，并最终成就了这本《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
从上学到上班在南京续写人生百年传奇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译林出版社先期推出的杨苡口述自传上部从清末杨家发迹写起，到年杨苡从重庆随中央大学北返南京告一段落。以年为分界的“上学记”与“上班记”也由此成为杨苡人生的双重变奏。
年杨苡被保送到南开大学中文系，还未来得及入学，七七事变爆发，天津沦陷，华北局势急转直下，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被迫西迁，在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自天津、上海、香港辗转至昆明，第一次出门远行的她和其他流亡青年们，在轮船、火车、闷罐车上，一路尽情高唱《松花江上》。在沈从文的建议下，杨苡转入西南联大外文系就读。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陈梦家、陈嘉、吴宓……群星闪耀的西南联大在她的记忆里是一个个年轻的身影，一串串日常的弦歌。
“船是下午到的南京，一看见下关码头，船上的人就激动起来。船上有许多是南京本地人，南京是他们的家，九年了，有家不能回，这时见了家乡，大哭起来……”杨苡口述自传以杨苡初到南京为节点，上部写到她抵达南京结束，下部则从她初到南京的生活写起。据杨苡介绍，其时，他们一家除了一些随身物品，一无所有，“和流浪汉差不了多少，一切只能靠学校。”是学校的汽车将他们从下关码头一直拉到了四牌楼的学校所在地，“我们被分在化学馆，进了教学区大门右手边就是，蛮大的一间房。”
当时，南京的摩登、整洁，都给杨苡留下很深的印象，和在重庆相比，南京的条件简直好太多了。杨苡一直记得第一次进到分给他们的那间实验室时，她一眼就看到角落里的水池、水龙头，喜出望外之下，她径直走过去把水龙头拧开，水哗哗地就流出来，“有自来水了！跟做梦似的。后来我们搬到文昌桥后的平房，而后又搬到丁家桥，不管到哪里，我都是先把水龙头拧开，看看有没有自来水。”不单单是自来水、电灯，学校及其所在的四牌楼那一带，也让杨苡感觉回到了久违的大城市的生活。自此，杨苡开始在南京续写着她的人生百年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