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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冬，天冷得尤其厉害。
应天府，即如今的南京城，早早下了好几场大雪，经月未消，旧京城墙肃穆地矗在满目皑皑中。
偏又逢大疫，由南直隶辖区而发的疫灾顺着极寒，蔓延至城内，有一家数十口一日之内全数染病，朝病夕死，巷邻哭丧声日夜不绝。
事实上，南京城蒙此惨况，在整个大明王朝历史上并不多见。
年间，人口位列第一的南直隶辖区疫情爆发虽最为频繁，但南京城极少成为爆疫的重心区域。
上一次大规模疫病，还是36年前的嘉靖三年，长江南北大旱，有司在南京设粥厂赈灾，数百万流民涌入就食。人群密集引发了流行性传染病，赈济队伍里出现大批量“随食随毙”者，最终演变为蒸蒸烈烈的凶疫。
此次疫情同样来势汹汹，伴随着瘟神共来的，又是旱魃恶兽。城中粮米供应不济，涨价百倍。
天寒、米穷加戾疫，江南繁华地成夺命魔鬼窟。
兵变祸起
二月这天清晨，南京户部侍郎黄懋官府邸里，突然闯进了一群将士，全身武装手持枪械，个个凶神恶煞，喊打喊杀。
这黄懋官本是福建莆田人，家中累世为官，曾在礼部和吏部任职，后调至南京户部，也就是财政部门，任二把手。
彼时正值南京户部”一把手”尚书交替之际，原任尚书马坤奉诏为北京户部尚书，代尚书蔡克廉抱病，黄懋官因而成实际的户部掌印者。
作乱的则是振武营。
嘉靖年间，倭寇频繁骚扰东南沿海，该营即为南京兵部尚书张鏊招募，以备抗倭。
营中多为地方健儿，但纪律性较差，也混了不少地痞。
兵乱直接之事由，是“祸从口出”。
明朝时，若军中有人死去，就要按死亡数削减钱粮。
黄懋官开粮时，发现来领钱粮的振武营，竟无一个人死于瘟疫，当场怒而指责掌印指挥：
“各卫死人，汝卫中独不死人耶？”
此言一出，全军哗然，街头巷尾无不恶其冷血残暴，恨入骨髓。
加之黄懋官掌事前后，将士们直接遭遇了薪酬降低，钱粮审核流程无限制延长，当月又拖延发饷，群情义愤之下，
暴动！一触即发。
重臣横死
见不速之客登堂入室，黄懋官一介文官，慌张失措窜往后院。
有机灵的仆人，在前厅地面撒了些银钱，以求拖延时间。但这群人只稍微停留，黄龙直捣来势不减。
黄懋官被逼到后院一角，只能爬墙遁走。
他身材魁梧，难以攀上院墙，曾经作为官家权威的府邸围墙变索命关。幸在追兵到达的最后关头，靠家仆硬推过墙，摔了个趴地。
也不敢稍作停留，又一瘸一拐在街巷中奔命，直逃到了一个退役老兵旧识家中，可还是被哗变的士兵们找到了。
这时，一些同僚惊闻剧变，已陆续赶来试图营救，其中就有时任南京守备徐鹏举，振武营组建者张鏊以及右军都督府刘世延等人。
黄懋官正狼狈不堪坐在地上，瑟瑟发抖，一看同事们来了，还都是兵部的，像看到了救星，涕泪齐流在脸上混成一团，紧紧拉住徐鹏举的衣角。
徐鹏举想着自己还是负责这块的，多少有点面子，就想劝劝冲进来的士兵，结果被用枪顶着乌纱帽一句“草包”骂了回去，怂到准备溜了。
这也是“草包”一词，见诸史料的最早纪录之一。
黄懋官哪肯让他走，抱住他不放，被徐鹏举的仆人硬生生扯分开。
士兵们又爬上了屋顶，拆下瓦片往在场其他官员头上砸来，大家一见形势不妙，纷纷跑了。
这下，愤怒的人们抓住了黄懋官。
他脑后被铳一记重击，顿时昏死过去。士兵们哪能解恨，用绳子缠住黄懋官的脖颈，拖拽至大中桥牌坊附近。
南京至今仍有大中桥，位于秦淮区通济门内。
文天祥被俘押解赴元大都(北京)路过时，就住在附近驿亭内。
此时黄懋官尚有余息，拖行中衣衫碎裂，近乎半裸。为首者爬上牌坊，将黄懋官连绳带人从牌坊顶抛掷而下，如此连续抛掷几次，刚开始黄还呻吟几声，几下后了无生息。
已是正午巳时。
围观人群将附近堵了个水泄不通。阳光曝射，堂堂三品大员黄懋官尸色惨白，拖行一路磕碰的伤口血流未干，青紫遍布，十分可怖。
兵乱升级到白热化。各营大乱，南京城内所有的将士们均加入了这场肆意的暴行中。
他们簇拥着这具“泄愤品”，不住挥出弹弓，以丸击打悬尸为乐，有人一盔击打掉了他半个下巴，鲜血淋漓而下染就一尊血色牌坊。
军士们又趁余怒，冲向街头，肆意打砸烧杀，醉酒闹街。无辜路人也遭殃，戴儒冠者均被拉来折辱打骂一番，意即将来必也是与官吏同流。
城内要官们也难逃劫难，或辩解或奔命或求饶。
城中火光掠天，家家闭户，整整持续了20多天。
最后，守备太监何绶许犒金十万两，诸军稍定。
后起事首领多被逮捕下狱。上报朝廷后，有旨追夺黄懋官之官，只令诛起事士卒三人，而此三人已死于前事中，事乃平息。
何罪之有？
只看以上叙述，黄懋官绝对罪有应得。
但倘若地府有灵，阎罗殿前，黄懋官可能讲的是另一番故事。
他接任之前，户部提请，贷走了百余万本该分给南直隶的粮钱，造成南方储备空虚已久。
到他上任，余粮只可够坚持半年。而他多次上书，请求每年朝廷能从发往北方的储备中，留拨一部分救济，又被“以边防为重”的理由驳回。
在这样形势下，黄懋官本就个性削刻，于是从两方面入手。
一方面严卡审计，仔细排查作假的嫌疑，另一方面尽可能拖延发放粮饷的周期，甚至还奏请停发给有妻者的补贴，后者是招募之初的薪酬条件之一。
可是，他这些举措，只盯着完成上级目标，毫不顾忌灾年的民不聊生。
并且，在强压之下，只顾钱粮告急的焦头烂额，忍不住当众怒叱“何不死人”，最终招致杀身之祸。
夹缝中为忠臣，确也是难事。
但他忽略了，效忠是官员升迁的私利，为官之本是为民，而不是向上管理。
从朝廷角度，黄懋官这等“忠”法，后来“当然”被平反，赠奉直大夫。
值得一提的是，危急之下舍弃黄懋官仓皇而遁的“草包国公”徐鹏举，是明朝开国明勋中山王徐达的七世孙。
而该事件导火索之一，关于当月粮饷延迟未发之事，有传是因诚意伯刘世延与黄懋官有宿怨，故意为之。这位刘世延也是将门之后，乃刘伯温的十一世孙。
两人均未为此事获大罪。
参考文献：[1]何欣峰.明代疫灾应对机制研究[J].中州学刊(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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