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妈阁是座城》终于上映了。
这部影片的热度自从北京电影节以来就一直未减。《妈阁是座城》本是第五代导演李少红阔别大银幕十三年的新作，又是由知名作家严歌苓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由白百何、吴刚、黄觉领衔主演，通过女主人公梅晓鸥的视角，来展现澳门赌场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命运。
幕后阵容强大，对主演挑战不小，这一直是严歌苓小说改编成电影的特色。细数起来，严歌苓作为知名作家，其作品与电影的联系从四十年前缘起，至今仍然热切。为什么其他优质文学作品进行影视化改编，难度重重，而严歌苓的作品改编成电影，却屡屡取得辉煌的战绩？这其中隐含着怎样的成功秘籍，又传递了怎样的大众文化生产秘诀？
三十八年，影视改编常青树
严歌苓与电影的缘分早在年就已开始。当时严歌苓为电影《心弦》撰写剧本，并担任该片的编剧。年，严歌苓作为联合编剧，参与韩三平、周历执导的影片《避难》。
而她的作品影视化改编的历史则从年李安买下《少女小渔》的版权开始，同年，中央电视台和芝加哥电视台合作的电视剧《新大陆》，也登上门来，让严歌苓做编剧。年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上映后，严歌苓的作品顿时身价倍长，一时出现“严歌苓改编热”。
她的作品先后受到冯小刚、陈凯歌、姜文等多位知名导演的青睐，加之《风雨唐人街》《小姨多鹤》《当幸福来敲门》《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铁梨花》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视剧。这些电视剧在小荧幕上的热播，一时让严歌苓的作品炙手可热，在大银幕和小银幕上双重维度实现极高覆盖。
如今知名文学作品被改编屡见不鲜，但像严歌苓这样的作品却并不多见。几十年来，严歌苓的作品轻轻松松打破时间和空间上的桎梏，不仅从未因时间流逝而逐渐褪色，反倒在热点浮沉来去的市场上显得愈发光亮。
优秀作品经得起时间的磨砺，李少红也曾为这个影片等待十年之久。“当我看到严歌苓这篇小说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这么多年一直在等这样一个故事。虽然里面讲到的生活离我比较远，但它表达的东西又是非常贴合现实的，讲了改革开放这个大的历史变迁时期里面的男男女女，讲了他们的命运和情感经历。这一点也特别难得。那时候我跟严歌苓讲，我特别想拍一个现实题材，恰巧她就写了一个现实题材，不谋而合。”
与现实切合的题材，永远是影视作品竞相追逐的终极目标之一。“用一个全景式的跌宕人物命运，来表现现实题材、现实生活，它的社会影响力和对于今天中国当代社会的折射是深刻的。”博纳总裁于冬也点出了严歌苓作品能备受青睐的深层原因。
从小说到影视化的两种转换
纵观严歌苓的小说，其创作过程在-年前后泾渭分明，呈现出创作风格的分割。年以前，题材敏感、与现实生活紧密捆绑，力道强大的批判现实主义风格，种种特点，被完整嫁接到电影中。《少女小渔》《情色》《天浴》《谁家有女》四部作品，从改编思路、目的到拍摄方式一脉相承，都是带有强烈个人风格的艺术电影。
虽然电影中负面的阴影似乎被涂抹淡化，比如电影《少女小渔》中马里奥重新开始写作，生活呈现出美好的色调；《情色》则是省略了老五被诬陷耍流氓的场景。但从剧本和改编的删改考量中可以看出，文本和电影之间互动的桥梁，建立在导演的艺术考量，双方共同的时代经验及导演对原著小说的尊重之上，文本与影视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共振氛围。
年以后，《金陵十三钗》、年的《归来》，以及冯小刚年执导的《芳华》。这一阶段严歌苓的作品与大导演和主流商业电影关系更为紧密。但在《金陵十三钗》中，严歌苓参与的时间较晚，而《归来》严歌苓则并未参与改编。而《芳华》则是在与冯小刚的互动中完成。
在这几部电影中，导演本人的创作特色与严歌苓的作品，存在的共鸣更多集中在视觉化特征的层面之上。张艺谋对于色彩的偏好是他恒久以来的特色，而在严歌苓的小说中，也有着大量的色彩描写，比如单一的红色，在《雌性的草地》《红罗裙》等小说中都反复出现，恰好与电影画面造型中的主观色调的运用有相同之处，都是以大量使用鲜明的视觉形象，给观众带来直接的冲击感。
“这里头戳了四支红蜡烛，上好的檀香在屋里绕成网、织成幕，熏得她眼睛也细了……蜡烛火舌扭动，整个屋子的金红空间也跟着不稳了。扶桑想，阿妈也是欢喜她的，舍得这么好的香烛。”严歌苓在作品对于光影色彩的描写，让浓墨重彩的电影画面有了可着落之处，摇曳的“红烛”、飘渺的“檀香”，绘声绘色，是天生具备影视化基础的作品。
而如《芳华》此类以跨时空的多维场景串联起整个叙事线索，将横跨几十年间发生的故事十分巧妙地串联在一起，这种蒙太奇的手法，在严歌苓的作品中也十分常见。无论是《无出路咖啡馆》两代人之间的故事，还是《人寰》和《魔旦》在时空中巧妙穿梭，都是创作者对文字或镜头的重新安排、组接。
这一在电影中为了压缩或者扩延生活中实际的时间，使时空更自由的手法，在小说中摇身一变，便增强了文本的视觉性和动态感，扩充了小说的表现容量。这正是作家较强的影视思维逻辑的表现之一。
文本改编的“扛拍性”
众所周知，在年后，严歌苓的创作风格发生了一些改变。
当时严歌苓表示，她特别痛恨商业行为的写作。“我绝对不可能做到哪个导演跟我约一个什么故事，我就能生发出一个故事专门侍候着。”
从年开始，严歌苓就反复强调要写“抗拍性”强的小说。“我非常爱文学，也爱电影。我希望这两件事情别混在一起，否则常常要造成巨大的妥协，电影和电视带给你如此大的收益，你就会不自觉地去写作它们所需要的作品，这有时候对文学性是一种伤害。我将会写作一些‘抗拍性’很强的作品，所谓‘抗拍性’，就是文学元素大于一切的作品，它保持着文学的纯洁性。像纳博科夫的《洛丽塔》，那就是一部‘抗拍性’很强的作品，尽管它被拍成了电影，有的电影还获得了奥斯卡奖，但是没有哪一部能还原这部小说的荣誉。”
这是一种兼具电影手法和偏向电影化叙事倾向的自我矫正。事实也证明，如严歌苓等在影视改编道路上走的极为顺利的作者，难免要面对如此的焦虑和困惑。究竟是小说家，还是电影编剧。当一部作品的影视光环已经盖过了原著本身时，对于文字创作者来说，难免有一种被电影所侵蚀的危机感，而似乎失去了原有自我创作的阵地。
这似乎是所有20世纪创作者的共鸣，电影的叙事思维及技巧正在极大地影响了文学的叙事手法，现当代作家文学创作的过程中，不断被影视特征及影视美学思维的叙事手法和技巧所渗透，文学与影视艺术的亲密，让视觉化的效果早已经糅合入纸张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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