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督导听课，都能听到不止一节课的《湖心亭看雪》。
有一年做评委，一天之内，居然连续听了六节《湖心亭看雪》，听到吐。
一边听课，一边胡思乱想。
张岱是爱国文人？《湖心亭看雪》表达的是故国之思？
很多老师在解读文本的时候，都自觉主动地往这个主题靠拢，他们的理由是，张岱写作此文时是清朝，而他开篇即为：崇祯五年……清朝人采用明朝末代皇帝的纪年，这不是表达故国之思么？
这话乍一听，很有道理啊。仔细推敲一下呢？崇祯五年，是公元年，后金天聪六年（注意，是“后金”而不是“清”，“后金”只是一个地方割据政权。）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所以，人家张岱年游西湖，只能写“崇祯五年”，没办法，那时还没有公元纪年啊。
“问其姓氏，是金陵人”，答非所问中也有怀旧之意？
有一些老师研读文本时，抓住这一句做文章，认为作者之所以“答非所问”，是因为张岱对“金陵”二字情有独钟，因为明朝曾定都金陵，而清朝则称南京为江宁（府），这似乎又成了张岱怀念前朝的证据。
其实，南京在明朝时官方的称谓也不是“金陵”，而是“应天（府）”，果如此，原文应为“问其姓氏，是应天人，客此。”
那么问题来了，张岱为啥对“金陵”念念不忘呢？金陵是南京的古称，公元前年，楚威王熊商于石头城筑金陵邑，金陵之名源于此。金陵是中国古典文化和风雅文化的代表城市，象征着古典中华文明，有“天下文枢”之称。是不是，张岱以“金陵人”记先到亭上者，乃是对此人身上“风雅”之气的认同？
“强饮三大白”中的“强”，是“勉强”还是“畅快”？
这个问题，历来是有争议的。
有的老师解释为“勉强”。理由是：金陵人以张岱为知己，拉其同饮，而张岱清高孤傲，并不以金陵人为知己，盛情难却，所以“勉强”喝了三杯酒，没有详谈，喝完就走了，“强饮三大白而别”这句，“而”表顺承。
也有老师解释为“痛饮”。理由是：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而金陵人与童子铺毡对坐，烧酒炉正沸。这是同道相逢啊，人逢知己，当然得痛饮啊。“白”古人罚酒时用的酒杯，比一般小酌的酒杯要大得多，相当于现在的大杯，“拎壶冲”了，“三大白”，必须是痛饮，是豪饮。
以上两种解释，都有道理。哪个解释更贴近张岱呢？
《陶庵梦忆》里有这样的句子：余家自太仆公称豪饮，后竟失传，余父余叔不能饮一蠡壳，食糟茄，面即发赪，家常宴会，但留心烹饪，庖厨之精，遂甲江左。一簋进，兄弟争啖之立尽，饱即自去，终席未尝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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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观之，张岱家族里，父、叔、兄、弟都是不善饮酒的，那么，“强饮三大白”当然只能是“勉强”了。
酒量极小，遇知音极热情，“拉”同饮，不能拒绝，只能喝；勉为其难喝了三大杯，趁尚未大醉，人还清醒，赶紧走吧。所以，不记得其人姓氏，也可能是喝酒犯迷糊了吧？
张岱未与金陵人把酒长谈，是清高，还是率性？
有人说，张岱“强饮三大白而别”，没有与金陵人围着火炉对坐，侃侃而谈，这说明金陵人引张岱为知己，而张岱心里看不上金陵人，所以匆匆而别。
果真如此么？如果张岱看不上金陵人，那么面对金陵人的“拉余同饮”，他完全可以“不饮酒”为托词，大可不必勉为其难“饮三大白”。自己本不喝酒，却愿意“强饮三大白”，一则当时氛围极好，二则湖心亭上巧遇知己。所以，“湖中焉得更有此人？”这话是金陵人脱口而出的，应该也是张岱心里想说的。
还有一个证据，那就是文章结尾，张岱借舟子的口，对自己进行了含蓄的“自我表扬”，更是对金陵人的赞赏：“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为什么说这句话也是对金陵人的赞赏呢？一个“似”字！同道中人，性情中人，才用“似”。
既然张岱亦引金陵人为知己，为什么不好好聊聊呢？这就是性格的差异了。金陵人豪爽放旷，而张岱则风雅内敛，还有一点孤高自赏。
我去湖心亭看雪，乘兴而去；到亭上，遇知己，兴尽则返。不吝情去留，这又是文人雅士的率性了。
王子猷雪夜访戴，大约也是这么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