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人不是因为合得拢在一块儿，而是因为拆不开，都在被动地、无奈地陪伴别人，也忍受别人常常成为打扰的因而是多余的陪伴。——严歌苓
金庸先生曾在《神雕侠侣》中写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在抗日战争时期，秦淮河畔的商女，在扮演着浓墨重彩，但却掩不住骨子里的侠者之气。那是个饥饿、离散、残虐的年代，人生坠入了苟活的状态，而更卑贱的商女却坠落到连苟活着都是一种奢望里。教堂的大门被轻轻地叩响，商女们疲惫地、惊恐地也期待着地站在了神圣的门外——祈求能够得到神圣的庇护，可是她们却忽略掉了这样的尊卑意识：教堂庇护的是高贵的生命，而不是生而卑贱的生命。
赵玉墨跪着说：“我们的命是不贵重，不值当您搭救；不过我们只求好死。再贱的命，譬如猪狗，也配死得利索、死得不受罪。”这掷地有声的话语，赢得了留下来的权利——一份和女学生们不对等的权利。日本人的疯狂终于延伸到了教堂里，任是出卖了那辆嘎吱作响的老轿车，也暴露了经历了血与残的战场生活的三个兵人，依旧抵不住年轻女孩的诱惑力。日本人发疯似的不放过年轻女子的躯体，女学生们眼看着是保不住了。
这个时候，曾经跪求着被收留的赵玉墨站了出来，要替女学生被虐待，接着是一个、两个，所有人……人生没能给她们做学生的命，却给了她们一次扮演学生的命，只是这扮演却是沉重得可怕。那是每一个女子都要被绑到椅子上，然后被一个又一个日本人虐待，直到她们奄奄一息为止的。倘若有反抗，鬼子们的刺抢就会一齐穿向肚囊，任肠与血鲜活着走向生命的终点。商女们的替死离去，只是让高贵的女学生们觉得晚餐可以每个人多一份土豆汤了。
卑贱者生不出力量，哪怕是做出替死救人这种光辉的事，也在被拯救者心里比不上一份汤的重量。这样的商女，是侠客。侠客，都有儿女情长，商女也有，只是情短。赵玉墨曾爱过一个叫张世祧的男子，还在幻想着可以和他耳鬓厮磨到老的时候，张世祧却抛弃她独自逃难，那封附有五十块大洋和一根金条的信，算是告慰与了结。一场情深，换来一次相负，从此人间烟火都只透着薄情与寡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