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处长体验外卖小哥生活，12小时只赚了41块”，最近这条新闻让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王林出名了。
不少人觉得这位处长的工作表现实在是太笨拙了：一单跑了近一个小时只挣了6.6元，送晚了还要扣60%的收入……当日王林最终只完成了5单送餐，获得了41元的收入。
但王林的师傅、外卖骑手高治晓却挺宽容，他说：“我给他那天的表现打80分。但如果是按照外送员的标准的话，我只能打30分。”
这段师徒关系，源于王林在街上偶然的拜师学艺。巧合的是师傅正是在北京城骑手界颇有名气的“逍遥哥”高治晓，去年他因为疫医院派送等感人之举，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
这对“师徒”也触动了行业规范制定者和监督者的神经。4月28日，美团披露，公司已新开22场恳谈会，采纳了骑手的19条建议，正在改善骑手的配送体验，并新增了“申诉审核绿色通道”“宝贝陪伴日”两项帮扶*策。
记者找到了高治晓，在他“五一”工作间隙完成了这次采访。
从高治晓传来的一段段语音留言可以知道，北京这几天入夜时风很大，猎猎的风声有时甚至会盖过高治晓的说话声，他时而兴奋地加快语速讲述，时而喘着气说一句：“不好意思，我要去送单了，等会再聊……”
高治晓在送餐。高治晓供图
师徒
“老王，快点老王，要超时啦！”高治晓总是这样扯着嗓子催促王林。
收徒时，高治晓并不知道王林是一位*府官员。王林当时说：“我是一个新媒体从业者，想要带大家体验一下外卖小哥的生活。”高治晓爽快地收下了这个徒弟，也不怵一直对着自己的相机镜头，毕竟“这就是要给大家展示外卖小哥最真实的苦乐”。
在此之前，高治晓没收过徒弟。“只有那些送得最多的，别人才会找他拜师。”高治晓说骑手可以在手机应用里看到每周更新的外卖小哥送餐排行榜，平台公布前几名的单数和公里数。位居榜首的那几位总会成为请教对象。高治晓不是“单王”，自然也就没人特地向他请教。
高治晓也无意向“单王”靠拢。他说：“我每天就给自己定一个挣元的小目标，要是达到了就不再挣了。”
高治晓带王林这个徒弟带得并不轻松。有时候高治晓甚至觉得王林有点倔，明明叮嘱过的诀窍，王林听不进去，却总爱接一些性价比低的单子。
到了用餐高峰时间，骑手分秒必争。外包骑手的最大优势就是可以自己挑选平台派送订单。相对而言，写字楼的单子是比较轻松的活儿，因为疫情防控的原因，大部分骑手只要把外卖放在一楼大堂的存放处，避免了上楼挨家找的麻烦，但是王林不听劝，揽了不少小区的单子，七拐八拐的楼宇和单元，他根本弄不清楚地形。“最远的一次，他还接了一个8公里外的单子。”说到这儿，高治晓无奈地笑了。王林无论是待人接物还是骑车送餐都是慢条斯理的，这让高峰期送餐时“跑得就像一阵风”的高治晓总有种想要直接上手帮忙的冲动。
12小时外卖生涯结束，王林回归了正常的工作。得知真相后，高治晓在兴奋之余有点拘谨，开始改口叫“王处”，有时还自我调侃，比如朋友圈里写下“送外卖竟然带了一个处长徒弟，送完以后徒弟到现在也没联系了，家人们，这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
其实体验结束后，王林约高治晓在一家面馆见了一次，当时聊的就是王林想要帮助他建起“骑手之家”。
片子播出后，各方对于改善骑手生存状态、变革行业规定的呼吁不绝于耳，但高治晓看待这个问题却挺平和。他说：“这个城市的外卖小哥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任何规则的改变，都不能一刀切，都得慢慢来。对骑手是这样，对平台也是这样，这才是真的公平。骑手和平台，也不是弱者和强者的关系，不然只会激化矛盾。”
高治晓在送餐。高治晓供图
二度出名
高治晓是个能说会道的人，而且善于捕捉生活中的乐趣。
在送外卖的间隙，王林问高治晓：“外卖小哥长时间工作后，是不是需要个休息提示？”高治晓不置可否，只是向他演示了一番自己独创的休息方式。他觉得外卖小哥车后座的外卖箱就是最理想的休息场所，如果累了，就往上面一躺，还可以跷着二郎腿刷视频，简直就是天然的大沙发。
也就是在这趟体验之旅中，王林许多想当然的预设被局中人高治晓戳破了。
其实，这已经不是高治晓第一次代表外卖小哥在大众媒体发声了。第一次发声，机会同样纯属偶然。去年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这是高治晓所说的“距离人生高光时刻”最近的时候。机缘来自外卖平台的一次疫情故事线索征集。
“我看到这个通知就报名参加了，我原本想的是参与的人应该能得到一些小礼品。”这是高治晓最初的简单想法。
他投稿讲述了一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去年2月北京疫情最吃紧时，他发现了平台上有一个迟迟没有人接的订单，医院的跑腿代购药品的订单。订单后面还有留言“慢性病需要及时用药，感谢帮忙”。高治晓想着人家说不准真是火烧眉毛了，医院防控严格，也就是送到定点寄放，应该没事，他就壮着胆子接了那单。没想到这却成了他登上美国杂志封面的开端。
不久后，一位年轻的美国记者采访了他整整一天，对于他的各种工作细节问得特别细。而他关心的是“国内大家伙儿是不是都能看到”。他实在太想自己代表的这个群体被更多人看到了。
高治晓今年34岁，10年前进入外卖骑手行当，见证了作为职业的外卖骑手从无到有。最早时他在一家湘菜馆学厨5年，已经做到了大厨。和自家餐厅里的外卖员接触多了，他发现这个行当收入比自己想象的多：有时利润高的单子，每单就能收获10元，这样一天下来收入三四百元也是有的，当时做厨师一个月的收入也不过四五千元。
高治晓在送餐。高治晓供图
高治晓先是从晚上的兼职开始，每天骑着旧山地自行车送一两个小时外卖，后来索性就成了全职的外卖骑手。
“当时我们饭店生意不景气，两位大厨要裁掉一位。我干得比另一位好，我看他生活压力也大，就主动辞职了。”这是高治晓成为全职骑手的契机。
高治晓最初加入的平台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当时因为外卖骑手数量还不多，在年到年之间，平台还能给骑手发基本工资、上保险。这是他理解的“骑手*金时代”。后来从业的人越来越多，也就出现了“外包”的骑手，“五险一金”、外送提成都需要和第三方外包公司而不是平台商定。“平台每天扣除3元，帮我们代缴保险。”即使是这样一笔小钱，也让高治晓更有安全感。
相比专送骑手，高治晓觉得还是做外包的兼职骑手更加适合自己，“外包的兼职骑手可以挑选自己想送的单子，不必对系统派单照单全收。多劳多得，只要每天辛苦一点，还是能达到赚钱的每日小目标。”
其实高治晓也曾经做过半年美团专送骑手，有时会因为一些大餐饮店优先堂食出餐，让外卖骑手一直等着而和商家发生争执。
现在，高治晓常年负责派送的区域在五道口、中关村一带，那里高校云集，他最喜欢的也是给大学生送外卖，因为年轻人大多很尊重外卖小哥，即使超时了几分钟也不会给差评。他还记得疫情最严重时，自己连续6天只能戴同一只口罩了，有一位清华大学的女生在收外卖时特地给他拿来了两只口罩，并且对他再三道谢。
让人不舒服的人和事自然也是有的，有的人把外卖小哥当成了跑腿代购，凌晨时下一个炒饭的外送单，并且在外卖系统里给骑手留言：给我带包“金陵十三钗”。高治晓回复：找了四五家店了，实在是没地方卖那种烟。对方答复：我把订单取消了，给你一个差评。也有的人在高治晓把外卖送到他手里后，会要求“把家门口的垃圾带下去”。还有一次高治晓在小区里送餐，迎面走来一个老太太，高治晓的电动车明明距离她还有十多米远，老太太就开始嚷嚷：“离我远点，你们这些人就是喜欢横冲直撞的……”
但是这些年，高治晓面对委屈心态越来越好了，他向记者讲述这些不通情达理的人时，仅是轻描淡写形容说“有些人就比较有意思……”
但无论如何，高治晓还是把做外卖骑手当成人生过渡阶段。在做骑手这几年间，年他到福州开了一家小餐馆，计划开启新的生活，但一年多以后却因为生意不好关门了。当时他还欠下了一些外债，但他没灰心，计划着重操旧业，等还清了债务、有了积蓄，重新出发。
“骑手之家”
在飞驰的电动车上，高治晓和王林聊起过自己的梦想：他想要组建一个有线下活动场所的“骑手之家”。在这个实体空间里，刚入行的新人可以接受一些法律和行业培训，互相分享跑单心得和困难，骑手们辛苦了一天还可以在这里娱乐放松片刻。
虽然在寸土寸金的北京找到这样一个场地很难，但现在高治晓的“骑手之家”